5月19日晚，以《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等长篇小说享誉文坛的作家阎连科，带着他的新书《我与父辈》，做客我校做专题演讲，拉开了同济大学第四届作家周的序幕。我校常务副校长李永盛出席了活动并致辞，我校人文学院副院长郭春林教授、中文系王鸿生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参加了讨论和对话，演讲由我校宣传部部长黄昌勇教授主持。
《我与父辈》是一部关于人生与父辈的长篇散文，记录了生活在土地上的父辈如何在人生的贫寒境地里，卑微而有尊严的生活。作家告诉学子，作品中没有宏大叙事，全是柴米油盐的俗事，是作家第一次为亲人写作，完全是“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
文学要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
阎连科认为，一切的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对伦理和道德的批判和修补，都是来之俗世、去之灵魂的精神历练和路程。《红楼梦》位居四大名著之首，既不像《三国演义》帝王将相叱咤风云，又不像《西游记》里妖魔鬼怪宗教情怀，而是日常的吃喝拉撒男情女爱，100多个人物活灵活现，都来源于世俗生活。而鲁迅的《阿Q正传》，也是小人物的俗世命运。给20世纪文学带来最大影响的卡夫卡《变形记》，也是来源于世俗世界，能够看到作家的灵魂在世俗中的挣扎，生长，存在和消亡。
阎连科指出，“到灵魂中去”有两层意旨，“一是作品中作家灵魂的存在；二是作品中人物灵魂的存在”。而一般作品中人物灵魂存在，作家灵魂就存在。他同时认为，当代文学在技巧、结构、叙述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然而作品中往往缺乏“灵魂”的存在，读来还是留有遗憾。
《我与父辈》——把灵魂交给读者
谈到创作《我与父辈》的初衷，阎连科表示是因为“四叔的去世给了我很大震动”。“妹妹对我说，‘哥哥，你写了那么多书，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就在这一刻，我对我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似乎我的写作是一件与他们无关的事。”“写一件能让他们看得懂的书”成了作家很大的愿望。他讲到书中的一个细节，因为父亲久病缠身家中被拖累殆尽，自己曾经闪过希望父亲去世的念头，而这个念头折磨了他25年，“做梦时经常梦到父亲怀揣着一个十几块钱的收音机，坐在大树底下听广播的情景。”
阎连科表示，如果说自己是长在大地上的一棵大树，那么只有父亲、母亲、哥哥妹妹的血缘关系和对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亲人的牵挂才是树与大地紧密联系的根须。而写他们的柴米油盐，写他们的生老病死，抛弃文学的一切技术和主义，不靠煽情的故事和神秘的颠覆，用散文的文体，记录柴米油盐中的甘甘苦苦和生老病死中挣扎与苦痛，是真正把灵魂交给读者。
作家对作品不能不内疚
谈到这部作品写灵魂的作品，王鸿生认为，当代作品中很多作者强调灵魂的不在场，而《我与父辈》的写作充分表现了灵魂的在场，是不是只有当作家有内疚的情感的时候，灵魂才会出现？张新颖认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在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下和价值观塑造下，变得越来越不像“我”，当“我”不像“我”了，“内疚”这种情感就没有来由了。而《我与父辈》恰恰就是沿着生命的来路去打听去追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过程，是对自我的追问。阎连科表示，这是怀着“内疚”之心对自我的追问。“政府面对人民可以不内疚，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可以不内疚，教授面对学生可以不内疚，但作家面对自己的作品时不可以不内疚。”也正是怀着这份“内疚”，阎连科希望，《我与父辈》可以“每一个普通人在普通家庭的一面普通的镜子和良知。”
